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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洪流中的名记者

发布时间: 2018-11-08 08:42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巴彦淖尔日报    【字体:↑大 ↓小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内忧外患,社会混乱,国家变革……中国站在重要的转折点上。办报思潮的兴起让新闻业在这段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一批优秀的记者在历史洪流中闪现,以自身的微小力量挽救民族危亡,追求理想社会。

  在记者节来临之际,我们回溯新闻史,介绍三位民国时期的名记者,他们各有性格,各有传奇,却都秉持着记者应该坚守的专业精神,在时代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职业拓荒者 黄远生

   从1912年进入报业到1915年被暗杀,短短三年的记者生涯却树立起新闻界的一座高峰,短短三十年的人生也成为时代漩涡里的一段传奇。黄远生,中国第一个在新闻报道中以“记者”署名的报人,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记者”。

  黄远生成长于书香门第,聪颖好学,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考中秀才,此后接连考中举人和进士,时年二十岁。这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批进士。按照惯例,他应去当知县,但清廷腐败,变革气息愈发浓郁,黄远生拒绝官职,选择公派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六年后回国,在清政府任职。

  此时辛亥革命愈演愈烈,清王朝大势已去,即将覆灭,黄远生认为记者是“自食其力之一种精神上之工人”的独立职业,决心投身于新闻界——

  “革命既起,吾之官乃与清廷俱毕,嗣后即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

  黄远生与友人共同创办《少年中国周刊》,以新颖独到、针砭时弊的评论而名声大噪。在新闻界站稳脚跟后,他从评论体裁转向通讯体裁,先后主编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受聘为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撰稿,三年间创作出一百多篇反映时事的政治通讯,被赞誉“文章洞朗轩辟、幽隐毕达”,成为一代名记者。

  黄远生是中国报刊中通讯体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远生通讯”时效性强、对重要人事进行挖掘、场景描绘细腻、语言通俗,享誉极高。他本人也被称为“报界奇才”。

  黄远生主张新闻职业化,服务于公众利益。他善于讽刺,针砭时政,“不存成见”,对各党各派都公平评论。

  他认为,职业记者应注重向民众传达新闻事实。保持言论独立的精神,是他进入新闻行业后自始至终不变的追求。

  但是,任何个体都没办法逃开时代的漩涡。

  民国成立后,党派纷争愈演愈烈,袁世凯管制报业,言论自由难得保障。1915年,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的舆论影响力,拉拢他写文章赞成帝制,软硬手段皆施。迫于无奈,黄远生写了一篇态度暧昧、“似是而非”的文章搪塞他,袁世凯很不满意,让他重作。

  在强权压迫下,追求独立自由的黄远生感到自己人格受辱、独立被毁,遂逃往上海,登报拒绝袁的聘约,反对帝制。然而,由于黄远生早年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又被迫发表了对帝制立场模糊的文章,黄远生遭到了仇袁者的敌视。为了躲避袁世凯的追杀,他又远渡重洋,经日本赴美国旧金山。

  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吃下午茶,背后连中两枪,当场殒命,凶手下落不明。

 

白区女剑客 彭子冈

  20世纪40年代,山城重庆的气氛十分压抑,日军的轰炸与国民党的特务如影随形,彭子冈总是穿着一件大红毛衣,面色自若地进出于街巷之中,进行她的采写工作。

  她不是当时唯一的女记者,却是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与浦熙修、杨刚并称为新闻界的“三剑客”。

  民国时期的新闻业人才济济,一批杰出的女记者也崭露头角,活跃于时代的变革之中,《大公报》的女记者彭子冈就是其中的代表。她自幼便展露出过人的写作才华,成为记者后更是大展身手,角度犀利,文笔俊逸,以精准的新闻敏感和大胆谨慎的性格写出多篇优秀报道,新闻同行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大公报》敢登,子冈就敢写。”

  早在《妇女生活》杂志工作期间,她就独自深入江西瑞金,创作数篇反映苏区情况的通讯。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入狱,彭子冈化名“小梅”,伪装成史良的堂妹,经过日伪军在多个关口的盘问,只身前往苏州监狱采访史良。

  自1941年起,彭子冈在重庆采写了近百篇刻画社会生活、揭露统治黑暗的通讯报道。由于国民党管控报纸,《大公报》(重庆版)无法刊登这些报道。于是彭子冈将这些稿件航寄到《大公报》(桂林版)进行发表。因此,这一系列报道被称为“重庆航讯”,新闻界誉之为“重庆百笺”,认为它是“可以与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相媲美的传世之作”。

  彭子冈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以《大公报》为阵地,在新闻战线为党工作。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这一段精妙的细节描写摘自《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篇轰动大后方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新闻特写,记者正是彭子冈。她是身处白区的中共地下党员,生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领袖,生生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情感,以民营报纸记者的身份叙写这一事件。稿件通过了国民党的检查,第二天见报,与头条新闻《毛泽东昨到渝》同列在《大公报》的第一版。

  1946年,彭子冈写下多篇呼吁和平的报道,国民党军官对她有所怀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民党将军蔡文治当众喝问:“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片刻惊疑之后,彭子冈就恢复了镇定,请蔡文治拿出证据。这件事被岔了过去,她的身份没有被戳破。

  在白区的高压统治之下,彭子冈一面掩藏自己地下党员的身份,一面在起伏的道路中奔走,创作出一篇又一篇新闻名篇。

 

西北探访人 范长江

  1935年5月,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时,国民党全力围剿红军,嗅觉敏感的记者范长江将注意力放到了西北一带。

  26岁的范长江独自从上海出发,10个月,6000里,爬雪山,过荒漠,蹚沼泽,走过川、陕、青、甘、内蒙古等地,不断深入西北,一路发表旅行通讯于《大公报》,使《大公报》销量激增。

  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是一次壮游。

  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交通险阻,食物不足,他却平均每天要走40里路,全凭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意志: “溯岸北行,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上,其东链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在通信困难的年代,范长江靠眼观口问的方法深度揭露了西北的经济凋敝和民族宗教问题,敏锐感受到日益严重的日本侵略,精准判断了红军的未来动向——可以称得上是壮举。

  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讲,他的西北之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早在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范长江就因大学教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失望,最终走出书房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次西北之行的考察研究,也是为了抗战胜利,为了寻找国家从危亡险境中突围的方向——可以称得上是壮志。

  范长江学识广博,常常在作品中旁征博引,丰富的知识和气势磅礴的写法引人入胜,同时显露人文主义关怀。他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所得信息必定严谨求证,从不臆定。他高质量的通讯作品获得了大众的极大关注。1936年,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结集出版,名为《中国的西北角》,风靡全国,一月之内数千本书全部售完,一年内再版九次,盛名传至今日。

  1936年8月,范长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西北之行,这一次的通讯作品结集为《塞上行》。

  塞上采访期间,西安事变震惊全国。张杨兵谏蒋介石,不久之后,张学良又亲自护送蒋回南京。由于交通断绝,真伪难辨,此后两月,猜测不绝。范长江听说此事后,立即终止绥远抗战前线的采访,先冒险飞赴兰州,再通过甘肃省主席于学忠特拨的军用卡车奔往西安,由于路途危险,有数名武装卫士随车护送。采访周恩来后,他访问了延安红区,对共产党要员逐一访谈,对共产党的主张有了理解。次日早晨,范长江返回西安,当晚又从西安飞往上海,连夜写就《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揭开西安事变的真相,各界轰动,全国哗然。

  延安访问之后,范长江开始向共产党靠近,连续发表多篇对共产党的正面报道,揭穿了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流寇”“匪气”的虚假报道。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和同仁一道创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全力报道抗战前线新闻。夜里一两点钟,范长江从前线用军用电话口述稿件,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记录后送往印刷厂,第二天最新消息即见报。

  在中国全力抗战的时代,新闻报道显示出巨大的力量,报纸带来的前线消息紧紧牵动着舆论,每当前线的胜利被报道出来,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就得到增强。当时的新闻界有这样一句话:“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

  以范长江为代表的这一代新闻人,在抗战历史中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他们满腔的爱国热血与记者的职业精神融合在一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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