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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巴彦淖尔印记(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富起来

发布时间: 2018-11-07 15:40   作者:记者 高杰/文 马利红/图   来源: 巴彦淖尔晚报    【字体:↑大 ↓小

  开栏语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巴彦淖尔改革开放的脚步不停向前:第一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第一批出口的农副产品、第一个开放的口岸……

  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巴彦淖尔改革开放的足迹。

  今起,本报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巴彦淖尔印记”系列报道,通过对我市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典型事件,特别是多个“第一”的报道,展现我市改革开放奋进的步伐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1978年,中华大地气象一新。变化首先在农村得以体现,从实行多年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到“定额管理、超额奖励”,再到生产责任制,最后是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春风吹满每一块农田,每一个农户。受益于政策,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河套大地成为了真正的“塞外粮仓”。

  人民公社体制必须改革

  1978年,时年30岁的前旗长胜公社星火大队刘三壕生产队(现新安镇长胜村)的周旦小,深深觉得“人民公社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周旦小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来自于现实情况:当时人们一提到刘三壕生产队,都说那个地方穷塌底了。这个生产队共有37户人家,吃大锅饭使这个队集体经济濒临破产,社员生活水平逐年下降,有人编了顺口溜:“刘三壕是个碱圪梁,年年要吃返销粮。人没吃的猪没糠,亲戚来了没顶挡。没奈何操起讨吃棍,走村串户好凄凉”。

  确实,那几年刘三壕的人均口粮每年仅百八十斤,分红三五分钱,队里欠贷款6万多元,集体资产仅有几间破房子、几套烂绳线、几头瘦牲口、一台面粉机。社员的光景更是可怜,超支欠款共4万多元,社员没有一户盖新房的,没有一个戴手表的,全队只有3台缝纫机、3辆破自行车。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河套地区十分普遍,时为五原民族公社永兴大队(现五原天吉泰镇)社员的温培士回忆,在人民公社期间,他和妻子两个人加起来平均一年挣160个工分,每分三四毛钱,但是这点钱还拿不到手,因为扣来扣去,就成了“超支户”,还得向队里贴钱。“那个时候,所有东西归集体,社员都是挣工分,常常一年下来一点收入也没有,人们越来越灰心,积极性越来越低,出工不出力成了普遍情绪,闲人、懒人一大堆,最终是日子越过越穷。”温培士说,他们家的孩子们念书交不起学费,四季换不了装。

  人民公社体制确实是必须改了。

  改革春风吹拂河套大地

  从1978年开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在中国大地展开,河套地区也不例外,首先实行的是“定、奖”制度,鼓励按劳分配。

  “定、奖”制度就是“定额管理、超额奖励”,即将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定人员、定地块、定时间、定质量、定产量、定报酬和超产奖励。

  分组作业、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的办法,最大好处是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周旦小和温培士介绍,以前庄稼种得再好,收得再多,到分配时还是搞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混一天算一天,实现“定、奖”制度后,分组作业有奖惩,好坏很分明,干得多挣得多,干劲“噌噌噌”地就上来了。

  到了1979年,河套地区在“定、奖”制度的基础上普遍推行“生产责任制”。“生产责任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劳动量(按所完成劳动定额的多少)计算劳动报酬的定额管理、小段包工责任制;一种是联系产量(或产值)为计酬依据的责任制。

  据统计,截至1979年年中,全盟生产队中,坚持定额管理的有1644个队,包工到组,组内搞定额评工计分的有835个队,两项合计占生产队总数60%,剩余的队也在实行不同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

  周旦小和温培士介绍,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好处太多了,比如生产中负责任的多了,不负责任的少了;实干的多了,磨洋工的少了;出勤的人多了,不出勤的人少了;土地利用率高了,盐碱废地少了等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真正富起来

  生产责任制只是个开始,等到1980年至1981年,河套地区又推广开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农民的好日子才真正到来,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钱袋子鼓了起来。

  翻开那时的报纸,农民因“双包”致富的报道比比皆是:

  临河新华公社永乐3队,过去多年吃返销粮,11年不分红,每户社员超支800多元,自从搞了包干到户,立刻大变样,粮食增产几十万斤,人均收入增长5成。

  杭后五星公社五星4队是个老穷队,包干到户后,当年粮食就一下子由前一年的13万斤增加到31万斤,全队人均收入相应也增加不少。

  具体到个人,临河新华公社民义二队的王喜生,包种了生产队的36亩土地,一家人收获小麦过万斤,全年纯收入达6000多元;临河友谊公社一大队的李世明,包地53亩,总计年产值8600多元,人均两千多元,成为全盟远近闻名的“小康之家”;五原向阳公社团结4队的任二丑,一家6口包了54亩地,粮食总产达两万多斤,甜菜5000多斤,葵花9000多斤,家里还养了5头猪,粮、糖、牧一年收入上万元。

  实行“双包”后,队队增产,户户增收,产量万斤,收入万元的农户也有不少。

  那么,周旦小和温培士的情况如何?两个人谈起往事笑得合不拢嘴,当然是“有钱了”。

  1980年,刘三壕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年,虽然遇到了旱灾,仍给国家上缴粮食1400多斤,社员们因地制宜种植的葵花,获得了大丰收,户户增加了收入,还清了超支欠款,十多户社员盖起了新房,30多名社员戴上了手表,全队买回崭新的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60余件。为此,有人又编了一段顺口溜:“刘三壕,刘三壕,又吃馒头又吃糕。票子多得花不了,姑娘尽往这里跑……不是包产到了户,哪有今天的刘三壕”。

  温培士在1981年包了45亩责任田,苦干一年产粮5000斤,产葵花16000斤,产甜菜2600斤,仅油料和甜菜两项收入就达7000元,再加上副业,合计收入超万元。真是“往日穷得当当响,今日富得响当当”。

  这样的好日子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是越过越好。周旦小和温培士感慨,从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贫苦生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吃饱穿暖的温饱生活,简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现在,国家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农民富了,村里还新修了进村道路,接通了自来水,硬化了村道,维修了灌溉机井,修建了乡村文化舞台等,居住条件同样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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